两个问题想请问詹司长,一个是,您刚刚在发布中提到,民政部将邀请100位社会各界的代表来组成“中华慈善奖”的评委库,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做法?第二个问题,我们这本《慈典》,对于困难的群众来讲,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得和取得这本手册?

詹成付:

于100名代表组成的“中华慈善奖”评委库具体是这样的,评选的时候民政部将邀请党政军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包括我们的媒体多方面的代表100人组成评委库。按照目前这个新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这100个席位中,机构的代表占70%,就是有70名,个人代表有30名。最近我们将通过两种方式来邀请他们参加:一是,向有关机构发出邀请,请他们委派代表;二是,通过我们的媒体,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记者,通过你们的渠道向社会发出征集,请关注慈善事业的专家学者、慈善工作者、媒体、会计师、律师这些专业人士毛遂自荐。如果报名人数太多,我们还将根据专业性和影响力帮我们进行筛选,最后确定这100名。

第二个问题是,困难群众如何获得这本《慈典》。我们目前这本《慈典》大概印有2万册,我们通过邮局大概在全国确定了596家国家级贫困县,这是我们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我们给他寄去,每个民政局大约我算了一下是20—40本,请我们贫困县民政局的同志把这个信息再往乡镇的民政处里边发放,一般他们跟我们的帮助对象、困难群众联系比较多。同时我们还将把这本手册,在邮局、车站、码头、医院等一些公共场所拜访,这样便于更多的人看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放在互联网上,这样有更多的互联网群体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传播。

总而言之,多渠道的使这些信息让慈善组织知道、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就搭建这个平台,叫供需见面。

《中国青年报》记者: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华慈善奖”的评选,想了解一下,下一届“中华慈善奖”的评选表彰活动大概计划在何时举行?我们看到新修改的《办法》里面,说没有对奖项进行固定的设置,就是每届有灵活变化,即将举办的这届怎么考虑设置的?另外,有关现在救灾情况的,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前两天海南省文昌有灾民领取到发霉的面包的事情,后来我们了解到现在已经问责了,我们想了解,以后在这种救灾物资的采购上、发放上怎么能做到更好的有差异化的、精细化的发放,而且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呢?

詹成付:

第一个问题,第九届“中华慈善奖”的评选我们到今年下半年要进行启动。第二个问题,“中华慈善奖”按照新的《办法》,我们没有进行固定的奖项,主要就是针对以往的经验我们总结出来的,过去有固定的奖项,这次不设固定的奖项,主要是便于慈善评选表彰能够回应社会的关切,能够配合政府的总体工作,能够体现慈善事业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特点。比方说,当社会对社会救助很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当年当届的慈善表彰中突出社会救助类的项目,目的没有别的,就是用导向性使我们的慈善资源真真正正的为老百姓服务,能为我们社会发挥作用。

张卫星:

刚才您问救灾物资的问题,我尝试着回答一下。应该说救灾物资是帮助群众解困的关键物资,也是关系到群众基本生活的重要基础,在保障救灾物资,特别是食品和饮用水的安全方面,应该是救灾工作的底线和基础。海南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民政部高度关注,也及时就这个事情跟海南省民政厅进行了沟通。据我们了解,目前海南省纪委、民政、工商以及食品药品监督、公安等部门已经就这件事情展开了全面调查,并且依法依规作出了处理。可能大家从网上也能了解到,7月23日,海南省有关部门已经向社会公布了事情的经过,同时对象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在保障救灾物资的个性化需求以及物资储备保障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政部和财政部共同建立了救灾物资的储备机制。

在物资的品种上,各级民政部门是按照保障受灾群众有安全住所、有饭吃、有衣穿、有洁净的水喝的要求进行储备。中央救灾物资主要侧重于储备生产周期长、通用性比较强的物资,目前主要包括三大类14个品种,主要涉及到帐篷类、被服类、装备类,地方民政部门主要是储备一些保质期短、符合当地特点的物资。

在储备的调运管理方面,这几年民政部会同财政、发展改革、交通等部门,以及军队建立了救灾物资的定期储备、大灾后的应急补充储备、以及部门协同配合、军地应急联动、省地级应急救援等机制,应该说无论是从汶川地震,还是这几年的玉树地震、舟曲山洪泥石流、芦山地震等等,都保证了救灾物资应急调运工作的高效进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从近年救灾的实际来看,与现阶段的救灾需求以及群众的期待相比,救灾物资储备不足、方式单一、品种不够丰富、救灾储备库的布局不够合理、管理手段相对落后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国家减灾委、民政部正在着手制定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力求通过规划以及有关项目的落实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针对“中华慈善奖”的问题想问詹司长,您刚刚提到在以后的评选表彰工作中地方部门要参与进来,特别是地方慈善奖和中华慈善奖之间要进行关联,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打算?另外关于我们的救灾工作,请问一下,现在民政部门在救灾尤其救灾物资的存储以及发放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或者是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詹成付:

目前为止,地方我们统计了一下,有16个省份设立了地方性的慈善奖,还有一些地级市的城市也有相应的奖项,在国家层面咱们就是“中华慈善奖”,这一次新修订的《办法》,把地方民政部门的因素也引入了,目的就是凸显全国一盘棋的效果,也是我们近年来一直想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具体怎么操作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每次在评选优秀慈善项目的时候,我们都会采用因素法的做法,从项目的效果、覆盖面、可持续性、创新性、可推广性等等这些方面进行打分,然后再作出比较,以后的评选过程中我们就不需要再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了,反而是获得地方性慈善奖就可以直接进行加分因素,同时这么做我们觉得也可以提高地方慈善评奖项目的权威性,也使他们的项目上档次。

“环球慈善”杂志社记者:

咱们的名额从100名减少到50名,对那些获得“中华慈善奖”的企业,会不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詹成付:

100名减少到50名,实事求是说,我们就是想提高“中华慈善奖”的含金量。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呢?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一方面,任何做慈善的人,我想他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获这个奖,比如,“我做慈善就是为了获‘中华慈善奖’,这是我的终极目的”,就意味着他不是真正的做慈善。他的功利性太强。第二,我们还有一个提名奖,这个提名奖大概有100名,你获不了“中华慈善奖”,可以获“中华慈善奖”的提名奖。我刚才在介绍的过程中也给大家介绍了,获得提名奖实际上就是对做慈善的一种激励作用。“50个加100个”我觉得是可以的,是比较适度的。

《光明日报》记者:

近期媒体广泛报道了广西的“杨六斤事件”,我想问一下,詹司长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詹成付:

我还在广西挂过职,离那个地方还是比较近的。好像是百色的一个县,靠近贵州那一带。杨六斤这个事情凸显了很多问题,你看他很快地能够募集那么多钱,说明我们社会还是有爱心的,当大家发现杨六斤这个困难对象以后,自发的向他进行捐款,我们的正能量,我们的媒体要很好的弘扬。第二个,说明我们慈善组织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挥,还要进一步的加强。我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捐款的过程中没有向某一个慈善组织去捐,再由慈善组织交给杨六斤进行他们的项目呢?而是直接捐给他,这里可能隐含着对我们慈善组织不太信任,因为我们一些慈善组织近些年来暴露出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让人不放心,所以就“面对面”的捐款。

第三个,也给我们进一步规范慈善行为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我觉得杨六斤这个事情起码有这么三个视角,凸显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然在参与制定慈善法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案例,我们也觉得随着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应该更多的通过慈善组织去做慈善,可能更有保障一些,当然我们也不反对“面对面”的进行直接的帮扶和帮助。

香港文汇报记者:

我想问一下“中华慈善奖”的问题,现在已经连续举办八届,在过往的一些慈善奖评选中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的企业或者慈善家落马,我们在评选慈善奖的时候如何去规避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设立这个奖项的道德的标准?因为之前丁书苗还有四川的一些企业,在没有出问题之前,都是获得过慈善奖的,这次改革有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怎么去规避?因为一旦出了问题,其实对“中华慈善奖”是不太好的,对它的信誉或者各方面都是不太好的影响,请问在这块是怎么考虑的?

詹成付:

我们在修订《“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的过程中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有八个程序,从申报到最后确定、公示的过程中,包括有社会参与、社会网络投票,这本身就是把获奖名单置于广大公众监督之下,给了我们评选者来把关、审核的一个广泛空间,这样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还请地方民政部门参与,行业有关部门来审核。

有没有可能经过了这些程序依然会有漏网之鱼闯进来了?会不会有,我不敢打保票说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惩罚机制,一旦发现就会撤销。他隐瞒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们发现,某某届的时候他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获奖的,或者隐瞒事实,有违法行为,那没关系,一旦发现,立即查处,取消他的荣誉称号。这样在评选过程中有一开始的公开投票,有公众参与,再有审核,再到发现后的撤销机制,我觉得这么一个闭合系统可以保证不给想对这方面试法的人机会。

张卫星:

由于时间关系,提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在会后联系部新闻办。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上一页12下一页